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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主要原因，还是在于养兵费用过多，所以张邦文才提起魏晋隋唐时的府军制度。

    在府兵制之前是秦国以军功授爵的办法来养兵，这样节省日常的军饷开销，秦军都是从农民中征伍，汉军也是，汉的常备军只有几万人，有大征伐时，征调各郡国兵，再从长安出动北军出征，如果再出动大规模的骑兵，就是从边郡加大动员的力度，同时朝廷负担兵器和战马的开销，因为对匈奴战事的规模庞大，而且旷日持久，以文景两代与民休息的积累，却是被汉武在北伐的战事之中，消耗一空，由此可见，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，真的是天生的不对等。

    汉末之时，则是藏兵于各郡国，其实已经是穷兵黩武的状态了，千里之内白骨露于野，整个民间都是在一种比战国还要激烈的战乱之中，当然谈不上合理的赋税和养兵制度，无民不纳税，无农不为兵。

    至晋统三国，没有多久便是内乱，然后胡人南下，进入南北朝的早期。

    接着就是北魏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军制，这种赋税制和养兵制度，算是影响了中国好几百年，甚至是千年，明太祖的征税制还有养兵的卫所制，也是和北魏算一脉相承了。

    大魏的募兵制，比汉之部曲唐之藩镇其实都要强，比起明朝混乱的兵制更不知道强到哪去了。

    可惜的是，现在的大魏已经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了。

    现在是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因为东胡铁骑不停的打击，导致北方地方残败，善后就需要极多钱粮耗费，北方天灾不断又兵祸连结，要花费钱财防御和修复，还有军队调度，每一场大战花钱都是几百万贯起步，乃至上千万贯，实在已经是大魏财政负担不起的重担，大魏君臣，也委实是到了挑不起来的地步了。

    南方工商萎缩，海盗山匪肆虐，朝廷却只能顾北方，毕竟相比而言，南方是慢性病，也致命，但还不是急症。北方却是急症，重症，险症，稍有不慎，就是亡国倾覆的局面，委实是不能有丝毫大意。

    所以但凡是明白人都知道朝廷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，也不得不然。而对千千万万的南方普通百姓来说，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，自己抵抗海盗和土匪，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赋税，却是对南方一无所顾，怨气日增是必然之事，群盗多如牛毛，不得不说也是和沉重的负担有分不开的关系。

    李国瑞也是宰执之一，对天下之事也是处于最高的视角来看，但他不精于料理财赋之事，原本在河北路安抚使任上之时，也是尽量把财赋之事交给转运使。朝廷设各种转运使直接属于三司管辖，就是要统一各路，府，州，军，县的财赋，将唐末节度使的财权悉归中枢。安抚使若强势，转运使不免要在财赋之事上听其调派，只是要上交归于朝廷的税赋定额，其余地方财赋事，可以由安抚使自家来做决断。

    李国瑞却是对财赋事不甚关心，他在任时，以选将，练兵，备战马，充武库为最要紧之事，也正是在他的提调带领之下，朝廷才会有前两年对东胡的大捷。

    “不光是铜钱不足。”张邦文叹息一声，继续道：“存粮也不足七百万石了，现在只能等新春漕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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